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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县抗日时期统一战线工作
作者:闵长城 日期:2015年11月23日 来源:不详 浏览:

 1939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文安城。1941年下半年以后,敌人每天逼着老百姓修公路,挖沟壕,三五村建一据点。到1942年初冬,全县日伪岗楼由原来的39个猛增到80多个。敌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全县境内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面对敌强我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环境极端残酷的情况,中共文安县委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建立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0月,首届中共文安县委员会建立。11月,县委和群众抗日团体、国民党县党部、无党派上层人物都各自派出代表,组成由中共文安县委倡导的文安县行政委员会,这是文安县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1940年7月,文安、新镇两县合并为文新县。1941年4月4日,县委邀请全县各阶层人士,在天德店召开了民主宪政会议,一致通过成立文新县参议会。经过民主协商,选举我担任参议长(我当时担任县委民运部长),龙街村的杜树森为副议长,黄李村的李朝恩、小务村的田宏图等开明人士为参议员。参议员分头到各地向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形势,我们深入到左各庄、大柳河、孟家务一带活动。经过一段工作,我们在这里联系团结了30多名拥护抗日政府、愿意抗日的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的被吸收到参议会为议员,有的和我们交了朋友,有的参加了抗日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在六区(大柳河一带)便有了落脚点,并初步打开了局面。1941年秋,县委通过参议会,组织全县各地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四十余人组成参观团,由我带领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去参观学习。我们先后参观了解了八路军的军事操练、抗日军民的大生产、政权建设以及各项抗日政策的实施情况。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行署副主任徐达本等领导同志接见我们,并做了当前抗日斗争形势和各阶层、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政治报告。此次活动对各界上层人士教育很深。回来后,他们当中许多有志之士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一批有知识的青年加入了抗日队伍。

争取瓦解伪军

 做好争取瓦解伪军工作,配合我武装斗争,是当时统战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中共文新县委按照上级党委做好争取伪军工作的指示精神,设立了敌工部,由我担任敌工部长。
        “七一”大扫荡前后,驻扎在我县境内的伪军主要有柴恩波、于贵、黄锡标、张兰亭等部。这些伪军尽管成份复杂,政治色彩各异,但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多是本地人,同当地社会各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县委决定在坚决消灭日本侵略军的总前提下,孤立打击铁杆汉奸柴恩波;继续争取利用伪军头目黄锡标、张兰亭;并有计划地争取于部伪军。县委选派县大队副政委郭云昆和敌工干部曹曙光,由八分区锄奸科长兰馨斋帮助,负责做张兰亭的工作。同时派我和军事部长储国恩,由八分区敌工科长郭俊义帮助,做争取大清河北伪军头子黄锡标的工作。黄是霸县黄庄人,惯匪出身,以黄为首的一千多名伪军占据着大清河沿岸的下码头、任庄子等村庄。我们经苏桥安英烈介绍,与下码头丁全英交了朋友。丁是黄金炉的门婿,黄金炉则是这一带地主势力的代表人物、黄锡标的长辈和后台。经丁全英引荐,我们与黄金炉取得了联系。黄金炉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将黄锡标及几位伪大乡长介绍给我们,并让黄锡标给八路军方便。而后,我们直接与黄锡标接头,谈判我抗日队伍北渡大清河和支持抗日等事宜。黄锡标对我党的政策早有所闻,再经我们几次工作,终于作出了明智的选择,接受了我八分区颁发给他的秘密委任。1942年6月23日,黄锡标送来情报:日伪军将于6月28、29两日全线封锁苇塘,7月1日扫荡文安洼。并请我方于29日前进驻苇塘。后又接到我方可靠情报。冀中区、分区机关的领导同志和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遂迅速顺利地转移大清河北,进驻东淀苇塘。

团结上层爱国人士

 1942年7月,文新县改称四联县。县委具体研究了“七一”大扫荡后全县上层人士的状况,决定在上层人士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并相应做出了在敌占区秘密建立“反攻建国同盟会”的决定。会长由县、区领导同志兼任。发展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伪军人员。发展方法是自愿参加,秘密聘请,单线联系。由抗日政府发给聘请书,做为抗日的见证。经过一段细致的工作,每个区都秘密发展了二三十名。这一组织的建立,不但将原来的统战人士更紧密团结起来,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团结范围。一些民族良心未泯的伪军人员也通过这一组织向抗日队伍靠近。1944年5月,柴恩波部中队长李洪生的两个分队100多人驻守新镇和开口两据点,“反建会”会员王汝青是李洪生的副官,又是同学。李每天回家,就由王负责部队。县大队长储国恩通过其岳父吴克昌和内弟吴秀成以亲戚关系把王汝青叫出据点,做王的思想工作,共同研究了拔除这两个据点的方案。王回去后又做通了小队长靳宝喜的工作。储国恩按计划乘夜把部队带到新镇据点外围,按接头暗号点起一把火,王汝青立即打开岗楼大门,一枪未发,所有伪军全部缴了枪。共缴获机枪两挺、大枪百余支。
        1943年春,分区刘秉颜司令员向我们提出了开辟沿河48村(即赵王河两岸从史各庄到苟各庄之间的48个自然村)的任务,并派行署秘书主任程业(即马健民)帮助我们工作。在这里,我们同有影响的上层人物高氏兄弟高万亭、高万秋、高万峰取得联系。通过与高氏兄弟的联络,与48村的一些伪大乡长、保长建立了关系,在敌人严密封锁的大清河上建立了高家场秘密渡口,专供我军和地方工作人员来往于大清河两岸使用。除此,他们还以商人的身份,从天津为我军购买了许多药品、纸张、食盐和其它军用物资,为恢复和巩固大清河沿岸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正确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

 大扫荡之后,四联县大部地区建立了伪大乡和宪、警、特组织,实行了“保甲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若干保为乡),对村民强制发了“良民证”,一时成为我们手插不进、脚踏不入的白色恐怖敌占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巧妙地实行了抗日的“两面政权”斗争策略。在原来的抗日根据地(即二、三、四区)各村“维持会长”和“伪大乡长”经我抗日政府选派;对原来敌占区的伪政权,允许他们公开地应付敌人,但必须为我方工作。县委利用敌人建立基层政权和推行“保甲制”的机会,选派了一些党员干部打入伪政权,潜伏在伪政权内部,以合法的身份进行工作。这样,不仅扩大了我们活动区域和抗日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麻痹迷惑敌人,能起到重要内线策应作用。在“两面政权”搞得好的地方,名为敌人的村长、大乡长,实际是我们的地下村长、大乡长。有一次,县大队的几名战士出苇塘执行任务,住在有敌人据点的任庄子村公所。因连日劳累,天亮了还没起床,日军突然闯进屋。在这危急时刻,“伪村长”任维珍灵机一动,当着日本兵的面喊道:“太阳这么高了还睡懒觉,快滚起来给太君站岗去!”巧妙地掩护了同志。还有一次,二区委书记靳诚等3名同志在龙街一带活动,被彭各庄据点敌人发现。敌人把他们追到天德店时,“维持会”人员马上应酬敌人,让他们填了个酒足饭饱,敌人也没搜查就走了。(井桂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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